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粟裕大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彭老总批评粟裕最多，说他犯了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
另一位参会的贺老总，对此没说一句话。
众人瞩目的焦点
彭德怀和贺龙经常被人们拿来比较。因为他们都是中国军事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性格非常相似，都非常刚烈耿直。
然而，在对待粟裕的方式上，两人有着显著的不同。
是什么让这两个人对粟裕的看法不一样呢？
在那次会议上，大家对粟裕的三项工作提出了意见：
1955年在进攻马祖列岛时，粟裕没有通过彭老总，直接发布了进攻指令。
第二件事是1957年，粟裕以总参谋部的名义向苏联借了一些资料，但没有上报给国防部批准。
1958年，国家做出决定，将驻扎在朝鲜的所有志愿军撤回国内，这项指令由粟裕将军发布。然而，在发布指令时，粟裕依然没有经过国防部的程序。
这几件事放在一起，让彭老总以为粟裕是想在国防部夺权，甚至怀疑他有勾结外国的嫌疑。
这也是彭老总批评粟裕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原因。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再看看那段历史，你会发现这三件事里，有很多误会。
首先，关于进攻马祖列岛的行动，这是由中央作出的决定。
1955年，粟裕将军根据前线的实际战斗情况分析，认为要解放金门，还需要做长时间的谋划和准备。
解放马祖列岛可能会稍微容易一点。
因此，粟裕觉得，接下来应当集中力量解放马祖列岛。
于是，粟裕在3月5日向领导提出了请求，很快，彭德怀批复同意了粟裕的建议。
四月中旬，上级下达了指示，要解放马祖列岛的任务交给了福建军区负责。不过，粟裕认为福建军区的机构还不够完善，建议由南京军区共同协助完成这项任务。
然而两个月后，粟裕发现，福建军区的进展仍然很慢。按照这个速度，恐怕要解放马祖列岛还需一段时间。
这时候，粟裕跟皮定均他们开了一个会。
粟裕说：“我们准备解放马祖时，要考虑到各种困难，尽量快速完成战斗和战役，以此展示我军的强大实力，减少美国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的全面部署，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认真执行。”
后来，粟裕建议，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应该准备三个层次的进攻计划。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没有人在场记录这次会议，皮定均在理解会议内容时出现了一些偏差。
后来，皮定均在向彭德怀传达时，变成了这样：
对马祖列岛的作战计划是：全面准备，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要打得漂亮，不能打坏，以此展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要迅速结束，准备工作要细致周到，还要考虑到最困难的情况。今年内必须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任务。
三路进攻难度很大，所以军委当然不同意。而且，没有经过中央审核就擅自做决定，这是违反规定的。
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
这主要不是粟裕本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传达出现了失误。
为了澄清事实，粟裕很快写了一份检讨，名为《关于六月十八日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然后交给了中央。尽管如此，外界的流言依旧传得沸沸扬扬。
至于粟裕向苏联要资料时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制度不够明确导致的。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很多部门的管理都还不太规范，许多干部都感到很迷茫。总参谋部经常因为起草的文件不过关，而被批评。
当时，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等部门的职责范围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导致很多事务不清楚应该由哪个部门负责。
从1955年到1957年，总参谋部上交了很多文件，但很多都被退了回来。作为总参谋部的负责人，粟裕面对这种情况，也感到非常担心。
这时候，不少同志建议粟裕可以借鉴一些别人的先进管理方法。
大家说的学习对象，其实就是苏联。苏联和我们一样，走的是相同的道路。只是他们建国时间更早，所以制度相对来说更加成熟。
粟裕认为这个想法不错。
1957年11月，苏联代表来中国访问时，粟裕向他们提出，希望能提供一些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建设资料。这样，他就能针对总参谋部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相应的改进。
这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苏联方面立刻同意了，并在1958年3月的一次国家访问中，给粟裕送去了他需要的资料。
据现场很多人回忆，粟裕与苏联代表见面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20分钟左右，这是一次简单的礼仪性会面。而且，那些资料并不包含任何国家机密。
最后，关于朝鲜撤军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
1958年2月，总参谋部提出了志愿军回国的计划。接着，他们以军委的名义制定了正式方案，并上报给领导，不过很快就被退回了。
上级这样说：“军委是党中央的一个部门，部门怎么可以下达命令呢？”
于是，总参谋部第二次提交方案时，又以国防部的名义起草，但再次被退回。这次的原因是：“国防部只是一个政府部门，怎能指挥军队？”
上级认为，这样重要的调动方案应该由总参谋部或者总参谋长来下达。但总参谋部只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这个方案。
粟裕看了这个计划后，觉得不太合适，于是先交给彭德怀审批。彭德怀再将计划提交给军委讨论。
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不太合适，最后还是没有通过。最终，这个方案还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了。
在这次事件里，粟裕并没有擅自调动军队。唯一一份由总参谋部起草的计划已经被废弃了。
在这些事情里，粟裕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
在1958年的会议上，很多人趁机生事，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拿出来，作为批判粟裕的证据。
就连彭老总也不例外，也被这些言论所影响，认为粟裕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
过了很多年，彭老总回想过去的事，心里特别后悔。
他说：“1958年春夏期间，全军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出了问题，那次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月，起初会议的重点并不是反对教条主义，后来毛主席讲话后会议才转向这个方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同志的批评和处理过于严厉，说得有些过分，让他们受了不少委屈。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初衷，但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我确实是有责任的。”
无辜难辩
彭老总当时对粟裕有负面看法，主要是因为彭老总作为国防部长是粟裕的上级，两人工作中经常打交道，因此难免会产生一些摩擦。
这两个矛盾，成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引火机。
那次集会上，当大家看到彭老总生气了，立刻有人站出来批评粟裕，好像要把粟裕说得一无是处。
然而，贺老总一直沉默不语，尽管外界的压力很大，但他还是没有批评粟裕一句。
实际上，贺龙和粟裕彼此不太认识。尽管他们都参与了南昌起义，但由于两人当时的地位差距很大，几乎没有机会交流。
他们在参加革命期间，从未在同一部队工作过，因此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贺龙对粟裕一直挺有好感。他清楚粟裕打了不少漂亮仗，觉得这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作为老一辈的将领，贺老总对粟裕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949年9月，贺老总的一个老朋友来看他，他们聊起了湘西的地方风情。贺老总说，湘西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粟裕就是从那里出来的。
虽然他们俩相处不多，但这句话就能看出，粟裕得到了贺老总的肯定。
贺龙觉得，大家对粟裕的批评，并不是因为他做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位杰出的军事人才，在政治上不太擅长周旋。
贺龙觉得，对于自己不清楚的事情，不应该随便乱说，所以他没有开口发言。
在那次会上，有一位人物给贺老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名叫王必成，曾经跟随过粟裕将军。
在那次会议上，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有人提议说，因为王必成和粟裕认识，所以他应该站出来指出粟裕的错误。
王必成一听这话，立刻站起身来。他可不是在告状，而是严肃地对在场的每个人都说：
跟随粟裕打仗多年，我对他的作战风格特别了解，这叫“大和谋”。还记得济南战役还没结束，粟裕就向毛主席提议打淮海战役，说是要把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彻底解决。毛主席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我们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话让贺龙顿时精神起来，紧接着，他又听到了王必成的声音：
这事我这小老百姓就不多说了，也不敢说，没那个资格。不过毛主席心里有数。说到背后的那些事，我就不清楚了，也没经历过，希望知情的人能说出来，让我们都长长见识。
这话一出，底下的人顿时安静了。王必成能在这种时候为粟裕发声，真是难得的正直之人。
贺龙听完王必成的话，心情非常激动。贺龙年轻时走南闯北，见过太多人世间的冷暖，他自己也颇有英雄豪气，因此特别欣赏王必成这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仗义之人。
会议结束后，他称赞说：“王必成确实值得信赖，也值得深交！”
胸怀广阔
粟裕大将因为多次被批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党内的职务也被撤销了。
然而，粟裕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他没有因为眼前的冷遇而感到沮丧或自怜。
彭德怀被撤职后，有人建议粟裕应该趁这个机会，把过去的事情再提出来。
但粟裕听了这话，连连摇头说道：“我不愿意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尽管遭受批评后日子不太好过，但粟裕的老朋友们并没有抛弃他，依然有许多人为他说公道话。粟裕也一直坚信，总有一天会迎来光明。
粟裕失去职位后，有一天，陈赓过来和他聊天。
粟裕现在风头正劲，但陈赓大将并不认为这是粟裕的错。喝了几杯酒后，陈赓笑着对粟裕说：“从古到今，有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一是不讨上司喜欢。你老兄这两样都占了，能不遭人妒忌吗？”
粟裕这个人说话很直接，不转弯抹角，有时候会得罪人。
但如果粟裕开始阿谀奉承，那就不再是那个真实的粟裕了。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粟裕将军都能坚持自己的初心，这一点特别让人佩服。更让人感动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惦记着国家的事务。
1984年，粟裕与世长辞。十年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怀念粟裕同志》。
1958年，粟裕将军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遭到了不恰当的批评，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这被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个错误。
这篇文章是以中央名义发表的，终于彻底恢复了粟裕的名誉。相信粟裕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经过36年的等待，粟裕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公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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